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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9月8—9日，首屆“印太經濟框架”（IPEF）面對面部長級會談在美國加州洛杉磯的洛杉磯酒店舉行，美國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商務部長雷蒙多共同主持會議。來自澳大利亞、文萊、斐濟、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13個國家的部長級代表，參加了本次會議。早在5月23日，美國總統拜登任上首次亞洲行在日本正式宣布IPEF框架之際，就揭示了構成IPEF的所謂“四大支柱”：貿易、勞工和數字標準；清潔能源和脫碳；彈性供應鏈；稅收及反腐。這“四大支柱”是特朗普“美國優先”、民主黨“保護美國就業機會和價值觀外交”，以及拜登身為奧巴馬時代副總統時所追求“美國對全球商業游戲規則支配權”的奇特“混搭”。這自然跟與會各國希望的多邊貿易框架相去甚遠，而對此次會議是否會談及關稅削減的問題，不論戴琪或雷蒙多均顧左右而言他，更是令與會各國多有不滿。框架內各國訴求大不相同由于IPEF這一奇特“混搭”涵蓋不同部門職權范疇，拜登政府不得不將“四大支柱”拆分為二，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負責第一根“支柱”，美國聯邦商務部負責另三根。正因如此，本屆洛杉磯會談就破天荒地有了戴琪和雷蒙多兩位東道主部長級代表。很顯然，“集齊四大支柱”正是美方牽頭倡導IPEF框架的基本愿景。也就是說，美國期待借助這一框架，用最低廉的成本、最便捷有利的方式，實現“對美國有利的貿易、勞工及數字標準”，推動“有利于美國經濟及民主黨選情的清潔能源和脫碳理念”，打造“有利于美國經濟、就業和產業的供應鏈”，并迫使其他國家接受以美國標準為標準的稅收及反腐尺度。而其他與會國則各有各的想法，之所以愿意參與IPEF框架的談判，根本原因則是在奧巴馬所倡導“跨太平洋自貿協定”（TPP）被特朗普“攪黃”，而拜登又無意重啟。與會國自然希望有一個替代性的多邊貿易框架，作為指導、協調自己與美國這一全球最大經濟體間經貿關系的“總綱”。為吸引更多區域內國家加盟，拜登在5月亞洲行宣布IPEF框架時有意采取了“模糊戰略”，并未明確界定IPEF的諸多細節、要素，并且強調任何參與國都可選擇只參與“四大支柱”中任一項或幾項。這種“模糊戰略”固然確實減少了“推銷”阻力，卻也讓其他參與國政府面臨國內政壇、選民和企業質疑，而此前極為有限的幾次低規格和線上“碰頭會”遠不足以厘清這些晦澀之處。因此，借此次洛杉磯部長級會談“把細節盡量弄清楚”，就成為其余13個參與國共同的愿景。說到底，各國亟待弄清的并非“美國想從我們這里得到什么”，而是“美國打算在IPEF框架內給予我們什么以換取合作”。一直對IPEF框架“疙疙瘩瘩”的印度，會前通過不同渠道“吹風”，表示“如果美國單邊強推數字標準，影響印度海外數字市場根本利益”，印度將“不能茍同”。韓國政商兩界則對美國稍早《通脹削減法案》取消韓國輸美電動汽車稅收優惠的動向十分警惕，迫于國內的強大壓力，韓國貿易部不得不在洛杉磯會談開幕前公開表示，將在IPEF談判中“盡可能追求韓國國家利益最大化”。不僅如此，正如韓國國家外交學院教授姜善祖所言，美國以外的十三國既不愿如美方所愿，在中美間“選邊站”，也不愿為了“不算貿易協定”，也沒有實質性讓利的IPEF，放棄自己在已成型的兩個區域性多國自貿協定——中國和東盟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和TPP的“縮微版”——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中的既得利益。無論如何都不會“削減關稅”洛杉磯會談開始前，一些東南亞與會國媒體、學者和專家紛紛發表看法，猜測美方可能以“談判單方面削減關稅壁壘”為“讓利條件”，吸引與會國對“四大支柱”的興趣，甚至不乏“應將敦促美國對參與國作出‘關稅讓利’作為本國積極參與IPEF框架談判主要先決條件”的意見。但對此，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將美國意圖吃得更透的國家相關人士頭腦要“清醒得多”。比如，日本《產經新聞》早在5月就指出，美方如果肯在關稅方面“讓利”，直接重返TPP即可，既然不惜大費周章重起爐灶，顯然正是打了“不削減關稅、不開放美國市場也要迫使各國就范”的如意算盤，日本“不應對美方在關稅和市場準入問題上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印度學者斯瓦蘭·辛格也指出，洛杉磯會談“不太可能談及削減關稅問題”。這一分析和預測最終得到美方間接證實：不論戴琪或雷蒙多均對“此次洛杉磯會談是否會談及關稅削減”顧左右而言他。對此路透財經9月8日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次不論達成任何協議，“都不會削減關稅”。正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拜登之所以煞費苦心，搞一個反復聲明“不是貿易協定”的貿易“框架”，目的正是“搞一個多快好省的階段性成果”，繞開喋喋不休的美國國會掣肘。因此，姍姍來遲且定位含糊的洛杉磯會談被放在中期選舉之前，而此前消息人士透露的、拜登定下的IPEF協定最后簽署期限，恰在2024年美國大選前夕，這當然也非偶然。事實上拜登政府、尤其主導“貿易”這根關鍵“支柱”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任何與削減美國關稅壁壘的意圖都作出“習慣性拒絕”的“膝跳反應”狀：日前，400多家美國企業向該辦公室詢問“減少中國輸美產品追加關稅研究進展”時，驚訝地發現早在年初就被熱議的該研究實際上剛剛開始，隨后戴琪又重彈“不削減”老調。布魯塞爾方面傳出的消息也證實，同樣是戴琪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與歐盟的貿易談判中也始終回避新的貿易協定和關稅削減，只一味“將談判重點放在勞工、監管和其他非關稅問題上”。面對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這種“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執著，十三個洛杉磯會談參加國代表想打“促使美國在關稅壁壘問題上‘讓利’”的算盤，不啻于緣木求魚、與虎謀皮。拜登團隊仍存在不小的分歧事實上，就連戴琪和雷蒙多這兩位東道主部長級代表，口徑也有微妙差異。戴琪在會前興致勃勃大談“該框架將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持久效仿模式”，并強調該框架“將為中小企業（確切說是‘包括洛杉磯20萬家在內的美國中小企業’）帶來經濟價值”，并毫不隱晦其希望“針對數字經濟、勞動力、環境、農業和貿易等問題”推廣“美標”的勃勃雄心。而雷蒙多則顯得相對“謙遜低調”，她反復強調“我們在與伙伴協商并取得進展”，表示“關鍵是從雄心勃勃的愿景變為可操作實施的具體工作框架”，她也并不諱言其他國家對“框架是否對我們有好處”的質疑，暗示“好處肯定是有的”。二人間的反差，似乎也折射出拜登團隊在貿易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當地時間8月7日，一位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告訴路透社記者，IPEF框架“無意替代伙伴國與中國間貿易”，美國也“無意借此讓參與國在中美間二選一”，各經濟體是否及怎樣參與“純屬自愿”。然而，這一口徑恰和戴琪在IPEF問題上的一貫口徑大相徑庭：后者不止一次明確表示，IPEF就是要和中國、和RCEP“一爭高下”的。